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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和创始人的基因要好。当然这里不是指生物基因。红杉风投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在成立的三个月中形成,优秀创始人才能吸引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团队才能奠定好的公司的基础。马可尼里看到了这一点。在Java出来以后,太阳公司便赔钱作了大力推广,仅三个月后,网景公司就决定采用Java。由于Java是新一代的面向目标(ObjectOriented)的程序语言,并且有不受操作系统限制、对网络功能有很强的支持、可以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远程程序的优点,加上对终端用户是免费的,Java一下就推广开了。很快甲骨文公司、Borland公司、SGI公司、Adobe公司、IBM公司、AT&T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也加入了Java的同盟军。美国司法部状告微软垄断行为的反垄断诉讼正式拉开序幕。1997年,美国参议员举行了听证会,盖茨和网景的CEO巴克斯代尔、太阳公司CEO马可尼里、DELL的创始人戴尔等IT领域的巨头出席作证。会上,当盖茨反复强调微软没有在软件行业形成垄断时,巴克斯代尔说,请在座的各位中没有用微软产品的人举手。整个会场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再次强调,请按我说的做,结果还是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说,先生们,看到了吧,百分之百,这就是垄断,这足够说明问题了。360体育滚球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司法部不得不再次对AT&T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这次,美国政府终于打赢了旷日持久的官司,这才导致了AT&T1984年的第一次分家。这次反垄断的官司,不过是替AT&T这棵大树剪剪枝。剪完枝后,AT&T公司反而发展得更健康。十年后,AT&T又如日中天了。当时,AT&T不仅在传统的电话业务上,而且在兴起的网络和移动通信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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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谜底,这到底是哪两家公司。第一家是通用电气GE,第二家是惠普,这是世界上电子行业两家最大的企业。考虑到GE不能算一个纯粹的IT公司,那么惠普可以坐上IT行业营业额的头把交椅。本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微机厂商,惠普本来应该是微机革命的最大获利者,但是这近二十年来它走到摇摇欲坠。其原因何在?也许是不想惹人注意,也许是没有太重视这件事,IBM没有让它力量最强的华生实验室(T.JWatsonLabs)来做这件事,而是将它交给了IBM在弗罗里达的一个十几人的小组。为了最快地研制出一台PC,这个只有十几人的小组不得不打破以前自己开发计算机全部软硬件的习惯,采用了英特尔公司8088芯片作为该电脑的处理器,同时委托独立软件公司为它配置各种软件。这样,仅一年时间,IBM-PC就问世了。虽然第一批IBM-PC的性能只有现在个人电脑的万分之一,但是,它比苹果公司的Apple系列已经好很多了,而且对当时的字处理,编程等应用已经足够了。因此,它很受欢迎,当年就卖掉10万台,占领了四分之三的微机市场。IBM在和苹果的竞争中真可谓是后发先至。直到今天,IBMPC还是个人电脑的代名词。从一百年前算起,AT&T公司、IBM公司、苹果公司(Apple)、英特尔(Intel)公司、微软(Microsoft)公司、思科公司(Cisco)公司、雅虎(Yahoo)公司和谷歌(Google)公司都先后被幸运地推到了浪尖。虽然,它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中间有些已经衰落或者正在衰落,但是它们都极度辉煌过。它们都曾经是全球性的帝国,统治着自己所在的产业。360体育滚球摩托罗拉的救星也许在中国。摩托罗拉二十年前在中国的投资就非常成功,其中国公司是摩托罗拉海外最大、营业额最高的分公司,而且是促成摩托罗拉和中国政府以及工业界全面合作的桥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摩托罗拉试图出售手机部门最艰难的时候,摩托罗拉和几家中国公司签下了扩大合作的协议,这在生产和市场或许会有转机。但是,这些合作只是远水,是否能解摩托罗拉的近渴还不可知。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IBM能成为科技界的常青树,要归功于它的二字秘诀——保守。毫无疑问,保守使得IBM失去了无数发展机会,但是也让它能专注于最重要的事,并因此而立于不败之地。先谈谈IBM的基因。IBM无论是在老华生执掌的机械时代,还是在小华生接管的电子时代,它的客户群基本上是政府部门、军方、银行、大企业和科研院校,它从来没有过经营终端消费型产品(consumerproducts)的经验,也看不上这类产品。以往,IBM卖计算机的方式是和大客户签大合同。八十年代的计算机,除非是专业人员,没有人玩得转。因此,IBM从来将计算机和服务绑在一起卖,至今也是如此。IBM一旦签下一个大型机销售的合同,不但可以直接进帐上百万美元,而且每年还可以收销售价10%左右的服务费。等客户需要更新计算机时,十有八九还得向IBM购买。这样,它每谈下一个合同,就可以坐地收钱了。因此,虽然IBMPC在外面的反应很好,在公司内部反应却冷淡。IBMPC第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是两亿美元,只相当于IBM当时营业额的1%左右,而利润还不如谈下一个大合同。要知道,卖掉十万台PC可比谈一个大型机合同费劲儿多了。因此,IBM不可能把PC事业上升到公司的战略高度来考虑。互联网的崛起,对原贝尔实验室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语音的自动识别,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梦想之一,现在随着电话时代的过去变得不重要了。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语音识别公司只剩下Nuance一家,美国整个语音识别市场的规模一年不到五亿美元,相当于谷歌两个星期的收入。而同时,世界上对文字处理、图像处理技术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断增加。

RealNetworks作为早期互联网音乐、视频播放器和服务业的霸主,本来最有资格得到苹果现在在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的统治地位。如果RealNetworks能看到并做到这一点,它和微软的竞争成败都无伤大局。但是,它错失了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太容易把握的良机,从此便将领导音乐时尚潮流的使命拱手让给了苹果公司。这也许是一流的苹果公司和二流的RealNetworks之间的差距。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风投常常是分阶段的,可以有天使投资阶段、第一轮和后一轮(或者后几轮)。天使投资阶段的不确定性最大,甚至无章可循,很多成功天使投资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是如何成功的,包括开始投资Google的一些天使投资人都搞不清楚Google是干什么的。我的一位朋友是世界上该领域最大的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该公司先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以几十亿美元的高价卖掉。这位共同创始人对我讲,他们创业的第一笔钱,是从一个台湾的天使投资人那里拿到的五十万美元。这个投资人根本就不是IT领域的人,也搞不懂他们要干什么,最后请了一位相面先生给他们三个人看了看相,这三个人身材高大,面相也不错,于是那位投资人就投资了。当该公司以几十亿美元的高价被收购时,这位天使投资人也许应该感谢那位相面先生,为她带来了上百倍的投资收益。乔布斯看到了两点最重要的事实,第一,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播放器,但是做的都不好,尤其是当音乐数量多了以后,查找和管理都很难。要知道,从一千首歌里面顺序找到自己想听的可能要花几分钟时间。另外,要把自己以前买的几十张CD上的歌倒到播放器上更是麻烦;第二,广大用户已经习惯戴着耳机从播放器中听歌而不是随身带着便携的CD唱机和几十张光盘。因此,它不需要花钱和时间培养出一个市场。基于这两点的考虑,乔布斯决定开发被称为iPod的音乐和录像播放器。思科的办法很像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对待探险者的做法。那时,包括哥伦布和麦哲伦在内的很多航海家都得到了王室的资助。这些冒险者,很多是亡命之徒,其航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名垂青史,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和王室达成一种协议,一旦发现新的岛屿和陆地,则以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王室的名义宣布这些土地归国王所有,同时国王封这些发现者为那个岛屿或者土地的总督,并授予他们征税的权力。这样一来,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的疆土就得以扩大。思科具体的做法是,如果公司里有人愿意自己创业,公司又觉得他们做的东西是好东西,就让他们留在公司内部创业而不要到外面去折腾,而思科会作为投资者而不再是管理者来对待这些创业的人。一旦这些小公司成功了,思科有优先权把它们买回来,思科的地盘就得到扩大。而这些独立的小公司的创办者和员工,又可以得到很高的回报。这样本来想离开思科出去创业的人也就不用麻烦了,接着上自己的班,只是名以上换了一家公司。当然,如果这些小公司没办好关门了,那么思科除了赔上一些风险投资的钱,没有额外的负担。这种做法不仅调动了各种员工尤其是早期员工的积极性,也避免这些员工将来成为自己的对手或者加入对手的阵营。

看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阿甘正传”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么一个镜头。傻人有傻福的阿甘最后捧着一张印有苹果公司标志的纸说,我买了一个水果公司的股票,有人说我这一辈不用再为钱发愁了。那是九十年代初的电影,导演挑中了苹果公司,因为它的股票确实在几年间涨了十倍。令思科烦恼的是,华为这个“小公司”追赶自己的速度快的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华为比思科灵活得多。在思科,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开发到测试然后上市,每一个过程都严格而复杂,而华为相对简单得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思科和华为的竞争中,反映在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包括在互联网行业。跨国公司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合理的,它们只要做到比其它跨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出错,这样,华尔街最满意。但是,当它们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公司,以前是日本的,现在是中国的公司时,就显得节奏跟不上了。360体育滚球近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十几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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